我撥開桌上的書稿,像考古發掘者一樣,要在殘卷佚篇的沉積中挖出他的行蹤。對了!燈光落在一篇關於早期治安的文字上,是我根據不同的資料整理出來的。有一本書—它在哪裏呢?別理他吧!有一本《香港當押業小史》,提及一件發生於一八九五年的劫案,遇劫的同昌押就是在永盛街上面。據資料顯示,同昌押的位置就在祥泰公白行隔鄰。此案涉及盜匪五人,其中三人是海盜。我追蹤的曾祖並不在這夥賊黨之中。我看見的是一個身體矯健的青年,頭相盤着髮辮,袋中藏着「夜紙」,一手提燈,一手握棍,在夜深人靜之際於永盛街上巡邏。這個青年是上環更練館的一等練丁,負責輪班守夜,維持治安。話說開埠後警力不足,准許民間自行成立團防組織,但政府訂令宵禁,由晚上九時至翌日早上六時,期間行人必須帶備當局所發出之許可證,俗稱「夜紙」或「街紙」,還須攜帶手燈籠,以資識別。一八九五年的同昌押劫案中,曾祖一定曾經奮不顧身地追捕賊人,甚至因而受了一點小傷吧!

一八九七適逢英國維多利亞女皇鑽禧大典,當局有見攜夜紙行人日多,且大街已設媒氣街燈,遂取消宵禁制度,市內夜生活更趨旺盛。魯言在《香港掌故》第六集中曾引述鑽禧慶祝期間各大街上搭建的牌樓上的對聯,例如高陞餅家的牌樓上有:「熱鬧豈尋常,回憶十年前,有色有龍,引來白叟黃童,真箇人山人海。世情難逆料,不但兩天內,無拘無管,從此紅男綠女,免攜街紙街燈。」我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出版的《香港歷史影像》中也找到一幀攝於一八九七年的、位於永盛街上的牌樓的照片,可能是由街口望江樓所搭建,但牌樓上兩邊的對聯卻因為影像太模糊而無法辨別。這照片簡直令我入迷了。我幾乎可以看見曾祖就在那牌樓下面邁步而過,昂然踏入二十世紀。他大概已經進入了永盛街上的廣源客棧工作,並且在二十年後成為客棧的掌櫃,在櫃檯後面等待著他的女婿—我的爺爺—從廣州遠渡而來。

不過當我在燈下打開《香港歷史影像》第三十四頁,那幀永盛街牌樓的照片卻不見了,紙頁上只剩下一個剪得整整齊齊的長方洞兒。是我自己剪了出來嗎?我為甚麼要把它剪出來?還是她的惡作劇?我竟然記不起來了。拈著那剪破了的紙頁,凝望著那空洞的框框,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虛無。是不是那幀照從來也不曾存在?我忽然想起,她並不知道我現在所心往神馳,全力致志的工作。那個時候,雖然我們在這房子內待過一段日子,但我還未曾對這一切產生知覺,更莫說感動。現在,我嘔心瀝血,都再沒機會讓她看見,讓她知道我對情義並非無心,對長久的關係並非無意。我想她知道我的澎湃,我的激動,我的沉迷;但也想她發現我能夠將虛緲的情感注入堅實的形式,通過整理、分析、陳述和修辭達至最終的駕馭。但我也許不過是在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