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留學潮》
作者: 張倩儀
聲音演繹: 蔡嘉儀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主要分析陳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留學熱潮與中國發展的關係。
透過發掘各式各樣留學者的自述,匯合許多具體個人的記憶,本書將留學潮的興起,留學人員的構成、規模,留學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係,變成可以閱讀的歷史經驗。作者以生動筆觸刻畫留學的青春夢想,場景宏大又細緻入微,逐夢救國,潮起潮落,呈現一幅風雷激蕩的近現代留學圖景。
(摘自《大留學潮》書目簡介)
資深書籍及多媒體出版者、寫作人。主修中文、歷史、教育及文學、曾遊學日本及美國。獲獎遊記作家。出版作品包括:《西行找中國》、《文明的足音》(與李焯芬合著),《另一種童年的告別》,《歐遊新空間:打開西方建築文化之門》(合著) 《0 後風雲:香港城市的熱誠旁觀》,《大留學潮》。
(摘自《大留學潮》作者簡介)
曾任職香港電台超過十年,2006年中辭職歐遊,後轉職自由身工作者至今,期間參與過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香港藝術中心等項目策劃工作,現為本地藝團影意志的香港及澳門兩地特約項目統籌,仍兼職參與香港電台《有聲好書》節目。近年開始了個人影像創作,完成了三部獨立短片。
參與《有聲好書》︰聲音演繹及製作書目包括:《彤雲箋》、《青玉案》、《大留學潮》。

留學夢的起落

三千年未有的變局,激起三千年未有的留學潮。
中國人本來有遊學傳統,《勸學篇•遊學》說春秋戰國時期最流行遊學,這大概也是時代需才而教育下放,人人力爭學習以致世用的緣故吧?從東漢到明清,有很多上進的青年學子周遊尋訪名師的故事。但這種讀書人的遊學,範圍主要在中國境內。中國第一次出國遊學熱潮出現在唐朝,遊學地點是印度,遊學者是出家人,所求的是佛學。相比之下,近代的遊學(後來改稱留學)潮,無論規模、廣度、迫切程度,都是驚人的。

以中國人口之多,只要潮流湧起自民間,那力量覺能不巨大?

留學潮興起

這股大力量的開始,卻連涓涓細流都稱不上。最初去留學的人不但少,而且身份低微。第一個在美國著名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容閎,是窮孩子,無力讀書,所以到教會學校受教育,與同校兩三個孩子一起,自願跟回國的教師去美國。雖然容閎留學時(1847-1852),鴉片戰爭已經打過,但是當時有點經濟能力的家長,如果不是教徒,根本不會讓孩子接受教會教育,更遑論到外邦留學了。二十多年後(1872年),由容閎安排的幼童留學美國計劃,得到重臣曾國藩支持,起初還是招不夠人數。同一時間,在中國政府開設的同文館,教外文,也不易招到好出身的學生。

自從留美幼童被急召回國,留學沉寂了20多年,中問只有基督教或商人家庭的子弟零星的遊學。1896年開始,卻突然爆發成潮,而且越來越大,十年之後,光在日本已經有8000個中國留學生,不少還是自費的。留日潮之後,是留美潮、留法潮、留蘇潮。20世紀上半期變成留學大熱的時代。從1896年到1950年代初,有數以十萬計的學生去留學。

由不肯去到爭著去

標誌大潮興起的1896年,是中國敗於日本,簽訂割地賠款條約的第二年。此前半個世紀,中國已經三次敗於英、法;這是第四次戰敗,而且敗於新興的日本,中國知識分子為之震動。這一震動,搖落了洋務運動已為中國找到富強出路的幻想。

1896年清政府派13名留學生到日本,而作為中國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把眼光和希望移到外國。留學於是變成全國的行為。兩年之後,派學生到日本成為國家政策,地方大員也派人去日本學陸軍。鼓吹留日的大臣張之洞就更不用說了。他主政湖北,設立兩湖書院,用心培養學生,1900年曾經讓他們全體官費留日。當時書院的學生都是有初級功名又經進修的人,離湖北去日本時,有候補道率領,著名幕客辜鴻銘隨行,到上海,有上海政府官員設宴招待。張之洞親自送船去上海時:

對學生頻頻答禮,提督張彪後到,屈膝請安,文襄(張之洞)口啣長旱煙桿,祝若無睹。我們見這種倨態,不免暗笑,亦更覺自己所受的禮遇。

這雖然是重文輕武的風氣,仍然可以見到張之洞對教育、對留學的寄望之殷。

不過,中央或地方派遣的留學生人數有限,大抵只是開啟風氣。讓留學成為大潮的,是民間心態的轉變。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後,開始有年輕人認為國家要改變方針,個人亦應另有打算,他們有些選擇自費留日,因為“日本維新以後,政治工業,效法西洋,進步很快,尤以海陸軍更優,且學費亦省,學堂為優待留學生,可不經考試入學”。

人同此心,於是以公費私費留學日本頓成風氣。20世紀開始,留學發展出規模,產生量變的意義。

與留學大潮相伴的,是兩種似矛盾又相成的心理。

一方面,是各種各樣的報國之心。由於中國積弱太甚,稍有一點熱誠的年輕人,都想透過留學,學得一種救中國的方法。

另一方面,留學潮泛起的半個世紀,中國曾經多番改革、革命,世局卻越往亂處發展。謀生的困難、時局的混亂、對國情的苦悶、對新興國家的嚮往,都加強了年輕人到外洋尋找出路的熱望。未留學的,眼看留學生回國那麼風光,都拚命要爭一個出國機會,於是留學熱裏又夾雜了傳統功名的動力,只是場景變了,十年窗下,只為去鍍金喝洋水。

留學潮延續幾十年。留學生源源不絕,先是南方沿海省市像上海、江浙、廣東的青年,稍後是內陸省份像安徽、四川、湖南等家境較好的官紳家庭青年。到1910年代,留學風經過長期發展,加上社會名流鼓吹,因此青年不論家境,不論地域,都嚮往留學之夢。於是一批接一批青年人,一層推一層而深入村鎮,深入內陸,直到1950年代才因為政治原因,在中國大陸告一段落。隨著大批人移居台灣,留學熱亦轉到台灣。

死水裏的大波瀾

國事日非,戰亂頻仍,教育不興。侷促的環境,困擾著好幾代青年學生。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末政制是改是不改?怎麼改?全國在焦躁求變裏爭執一番。好不容易1911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卻換來更大的失望。

革命後不久的新舊交替混亂時期,廣州的青年回到學堂,卻發現“學校情況大非昔比,好點的教授多不去上課。•……因是對於學業的前途也感著幻滅,同時即是對於革命,感著失望”。在浙江小縣城,“眼看著革命過後,餘波到了小縣城裏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卻擁著懷疑,在家裏的小樓上悶過了兩個夏天,到了這一年的秋季,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沒有我那位哥哥帶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邊來尋找出路”。

民國的政府雖說實行共和制,卻被軍閥把持。軍閥為了擴大地盤,不斷向外國借錢打仗。教育經費都挪去作軍事開支。這種亂局又擾攘了幾近二十年。

受到五四思潮號召的中學畢業生,即使處身有新思想的地方軍閥治下,見到市政、通訊有改進,卻仍然“莫名其妙地感覺苦悶。我想飛,想脫離狹隘的環境”。民國建立近十年,青年學生蜂擁到法國勤工儉學,“因為國內黑暗,沒有出路,才往外跑。”“我們當時的心情,真可以說是‘慌不擇路’,就像溺在水裏的人,見根稻草也抓一把,不管它頂不頂用。”

1927年南方的國民政府掃平了割據的軍閥,卻立即爆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爭,終致分裂、內戰。

無論誰是誰非,當年清黨的場面,把許多人都嚇壞了。畫家常書鴻在路上走,忽然迎面來了一隊劊子手押著三個青年,其中一個是畫會失蹤了三天的成員:

正在我心裡惶急、惋惜的當口,突然人群嘩地一下四散奔逃。原來這些喪盡天良的劊子手,就在當街將這三個無辜的青年殺害了。這個遭遇像電流一樣,使我全身打了一個寒噤,也促使我下定決心,必須盡快離開這裡,離開這個白色恐怖的險惡世界。

新式教育的問題

中國的新式教育也問題百出。
20世紀,中國興起一股新式教育辦學潮,學校和師生人數大增,由世紀初不足七千個新學堂學生,大幅增加到民國元年近300萬,受新式教育的學生人數已比得上科舉時代的童生。接下來十年,又再增長五成。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內亂狀況,連英國人也認為增幅驚人。

但是新式學校暴增,仍遠遠不能滿足全國適齡青年的需要。何況還有大批超齡青年待接受新式教育。據估計,1906年全國學齡兒童有五千萬,要設五十萬家容一百人的小學才足夠。而辦中小學等基礎教育的經費長期不足,到1930年代仍沒有解決。

除了數量,這些新學堂的水平是更深刻的問題。

廣東號稱富庶開放,但新式教育也辦得不好。1911年,文學家張資平考入一間地方官費學校。校長是留日學生,教師也多是留日的速成班,或日本私立大學專門部混了兩三年的留學生,只是把日文著作譯過來,叫學生做筆記;廣東籍新詩人李金髮甚至曾到香港學英文,也感到求學前路茫茫,於是,1919年聽到鼓吹到法國勤工儉學,雖然本身家境尚可,也毅然與大批貧窮青年同做儉學生去。

四川的新學堂比較多,但1914年作為哥哥的郭沫若卻主張弟弟“畢業後,可急行東渡,考上官費,便是好算盤;國內無此便宜。而學科不良,校風確劣無論矣。”

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物理學家嚴濟慈認為,中國中等教育之壞,與法國相較,不啻天壤之別,窒礙了科學常識的普及。辦學數十年,竟然沒有一間好的中學,沒有一本自出心裁的中文科學教本或參考書。中學以上的科學教科書都用西書,因為欠缺一班讀科學而國文根底探厚的人譯定科學名辭。中學科學教員的學問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而留學生則不屑問中等教育的事。他把這種情況告訴法國的教師,他們大為愕然。

新式教育不完善,水平不佳,追求新學沒有出路,促使很多年青人向海外寄託前途。

學潮

使落後的新式教育更舉步維艱的,是人數驟增的新學堂學生經常鬧學潮,以宣洩他們對現實不滿而無力改變的苦悶。

從新式學堂一起步,已發生學生群起反對學校,演成革除學生或集體退學的事件。不管學校背景是公立的、教會的、私人的,都不能倖免。學潮最常見的爭議,是校長的去留,此外因為學校反對學生演說集會,又或學生不滿教職員的,也所在多有。

在社會轉型、新舊對抗的緊張局面裹,小事情也成為導火線。第一宗大型學潮是1902年南洋公學200個學生退學,導火線是學生把墨水瓶放在一個不受歡迎的教師的座位上。那本是一個發洩不滿的惡作劇,但在仍然講究師嚴道尊的時代,那教師大為光火,要求校方開除學生。這次學潮發展到十多省的學生響應。有一陣,許多學校有飯廳風潮,例如認為伙食不好,一桌八個人,湯裏只有七個蝦,因此掀翻飯桌;教會學校的學生認為校長偏幫廚子,讓廚子毆打了學膳費全納
的不信教學生等等。這種飯廳風潮一校比一校鬧得兇。表面來看,學潮為的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其實當時中國急待改革,但是掣肘很多,全國處在人心動盪的氣氛下,受了新式思想的學生對政治、社會和教育不滿,大有不平之氣,紛紛藉機發洩。

小說家郁達夫說︰“那時候這一種‘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只是一個教會學校裏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像是在大浪裏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著的樣子。”

這不光是小說家言,許多名教授如胡適、吳玄、費孝通等等,未留學之前全都因為學潮而轉過校,甚至本身就是學潮發起人。日後做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也曾在學潮之下退學,而且聲言毫不後悔,當時巴不得早日離開那學校。他說當時思想較新的人同情學生,思想較舊的人同情學校,但不論同情那一邊,似乎沒有人體會到學潮興起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

全國普遍顯現擾攘不安。貧窮、饑饉、瘟疲、貪污、國際知識的貧乏以及外國侵略的壓力都是因素,青年學生不過是這場戰亂中的急先鋒而已。這種反抗運動可說是新興的知識分子對一向控制中國的舊士大夫階級的反抗,不但是知識上的反
抗,而且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反抗。中國的舊有制度正在崩潰,新的制度尚待建設。

革命終於來了,可是辛亥革命之後,局面沒有改善,學潮仍然不斷發生。

新式教育本來急需發展,但是學校經常鬧學潮,罷課、開除、離校、關閉學校等等,令不少人學業中輟;也令老一輩側目,認為學風囂張,學生桀驚難馴。由於中國的政治局面越來越壞,社會不平之氣沒法消除,加上國共兩黨都視動員青年學生為革命的關鍵,學潮到二三十年代更大起波瀾。1930年代時“中學生頗有‘駕’教員的風氣。

所謂‘駕’,就是“趕走”。儒雅的國學家季羨林說,自己也有一點“駕”人的經驗。
自清末革命開始,學潮都不免沾染政治色彩,甚至有煽動成分。然而,政治和社會的不良,還是學生長期騷動不安的底因。

在那半個世紀,中國的學界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